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西方，尽管学者们也承认“文学研究的职业化确实带来了某些优点”，但更多的意见则是：“当然有利就有弊，职业化的文学研究也存在很多弱点和某些明显的坏处 。”这里的“职业化”也就是我们习惯的“专业化”，尽管作者一再“申明”“本书不是任何肤浅意义上的反职业化著作”，但在根本意义上，他还是主张学者能量的“扩容”，在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者之间可以互动，而不是“向学术的龟缩” 。
最后，笔者更想指出，西方学界中的宗教气质让文学和思想那样有机地结合一起，以文史哲为主体的人文学都是“人学” 。在具有“终极关怀”意义上的“彼岸”，思想史和文学史学者都更注重尽快找到使人类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或是度过劫难的“诺亚方舟” 。西方的宗教情怀是上帝眼中的独立之“人”，中国传统的“仁”则是充满了“克己”之“仁人” 。
因此，以西方《圣经》为代表的文学不乏思想的受难者和承担者，而儒学伦理下的中国古典文学则难有独立人格之“人” 。即使有，也是以叛逆、不道的形象出现 。这也是我们说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交叉在近代以前史无前例，真正意义上的并行不悖是“五四”新文学怀胎之后之事的主要原因 。毋庸讳言，中西文学的价值超越向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思想的同生 。
难怪对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都研究有素的夏志清先生这样看重西方文学的宗教情怀 。他说：“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正视人生，都带有一种宗教感 。”这意思是说，“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 。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 。”这不但道破了古典文学寄情山水的缘故，也说出了中国文学何以难以发出思想之声的原因 。
“五四”新文学作家鲁迅的“论睁了眼看”、胡适推崇斯铎曼医生正视人生的“勇气”，都带有承担勇气和信仰情怀之“新”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和思想史才比翼双飞 。从外到中，从古到今，我们之所以说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双栖双飞是近代伊始，是因为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也是近代的事情 。如果说那时只是“近亲”，那我们具体地说，思想史和文学史的暧昧、缠绵乃至联姻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
那是一个个性觉醒和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双管齐下”的时代，“人的发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以“个人本位”、“自由”、“平等”“独立”为人格特征的思想时代被提到重要日程 。在“人”的现实关照下，新文学有了全新的意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倡导者同时也是创作实践者(作家)，而且还都清醒地意识到了文学和思想休戚与共的关系 。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鲁迅等学者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他们或受日本文学的影响，或受英美文学的影响，虽然学缘和嫡传不一样，但他们在思想逻辑上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急切改变中国现实的热情，使得他们即使是在译介外国文学时也是以思想优先居多 。在西方主流思想的感染下，他们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热情“攻玉”，“西方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学的革命推波助澜 。
我们知道，1917年胡适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哲学教授，而诸如他这样“学非所用”的越位学者不止他一人 。一个哲学博士把兴趣用在文学改良上，难免就会出现“一手多拥”的局面 。夏志清先生这样概括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说：“文学既然要载道，对艺术有时就不遑顾及了 。现代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作品认识的机会极多(他们的的前辈可没有这种福气)，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外国作家的兴趣所在，以思想为主，艺术成就其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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