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仅仅把《野草》理解为“为爱情作证”，大多数同学都表示不能认同 。刘秀明和谢贵军同学都抓住了章衣萍的回忆——鲁迅曾经十分明白地告诉别人：“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 。如果把《野草》所有的篇章都解释为是在为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作证，那鲁迅对章衣萍说的话就是说他的所有人生哲学便都包含在与许广平的恋爱之中了，从这一点反推，《为爱情作证》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野草》内涵的丰富必然是和作者的经历的复杂相关 。鲁迅的挚友许寿裳也曾经提醒我们注意：《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 。由此可见《野草》绝非仅能狭隘地被认为是爱情之作，即使有爱情的显现，也只是作为其中的一点，而绝不是它的全部 。
二、小说家笔法与影响的焦虑
在行文方式与叙事手法的问题上，虽然也有同学表示赞同：“胡尹强对《野草》每篇的论述都可以自圆其说，每一篇都可以独立成章，同时每一篇又同上下篇前后联系 。从《秋夜》到《题辞》，胡尹强认为鲁迅完成了对许广平的爱情旅程，同时，胡尹强也认为鲁迅完成了从迷茫、困惑到坦然、欣然的肯定 。首先，他分析了各篇章的创作时间，同时用鲁迅和许广平感情的发展阶段来加以印证；其次，胡尹强参阅了许多鲁迅亲友的回忆录，并结合研究界对篇章的相关论述，加以辩证的分析解剖；最后得出自己的论点，从文中撷取富有代表性的词语，并加以引申，得出鲁迅隐藏在《野草》后面的爱情篇章 。”但是批评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同学们举出大量的例子，指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全知叙述与“小说家笔法”
以往学术界敢于触碰《野草》的著作大家其实耳熟能详，像孙玉石、王得后、钱理群、汪晖、王晓明对《野草》的解读，都有精彩的地方，但是确乎不够丰富，很多情况下是将不能处理的部分搁置，比如对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这一阶段《野草》的酝酿期不能给予很好的解释，像鲁迅这种可以即时作杂文的人不会还因为几年前新青年的解体一事而苦闷写作 。而胡尹强从“爱情”角度入手，在他之前只有长春师范学院的一位老师和胡尹强自己提到的李天明，并且像他这样卖力气的力图把《野草》的所有篇章、段句都解释清楚的，仅此一人 。但是如果你一直读下去，会产生阅读疲劳，这也许是大家都觉得引论精彩的一个原因，完全不像讨论爱情的文字，开始的时候还愿意和他一起动脑思考事情的原委，但随着他行文中将材料与揣测混在一块，读者会丧失兴趣与信任感 。细节上有些地方阐释不够有力，比如书中第46页对《秋夜》中“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解释，李天明把枣树理解为朱安确乎有不妥当之处，但是他自己却将其解释为“眼前的景物实际看到的就是这样，”“诗人只是用重复的修辞手段，强调一下，不一定字字句句都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也许实际情况真如他所说，但是他用揣测的结论也不可能将“两棵枣树”的公案解释得特别明白，对学术研究没有贡献 。
但是此书最为人所诟病的，一是在行文中，胡先生从不限定视角，常常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出现，甚至替鲁迅代言，替鲁迅思考 。二是小说家笔法，以揣测当证据，混淆了真实与虚构应有的距离 。
例一，在论及《狗的驳诘》时，胡先生认为狗的四个“不知道”后面的省略号的意思“只能是‘新和旧’” 。更令人惊讶的是，胡先生多处极为细致地描绘鲁迅和许广平交往的细节，仿佛他就在鲁迅身边，目睹了一切的发生，甚至洞察了鲁迅的内心 。在论述过程中，“合理的想象”可以弥合材料之间的缝隙，但是“过分的虚构”出现在一本学术著作中却显得很不适宜 。在书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字眼：“我猜想”、“我以为”、“我猜测”……这样的措辞告诉我们，胡先生的推论是揣测性的，但是在这个推测之后，胡先生的笔锋一转，出现“只能是”、“当然是”、“毫无疑问地”等字眼 。既然是建立在推测之上，又怎么能得出这样斩钉截铁的论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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