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王羲之是个用情很深的人[教育],王羲之为什么是魏晋人( 五 )


但同时,他们又难以完全摆脱社会的束缚,对社会的反抗程度也有所不同 。比如阮籍终究还是惧怕祸端,出仕做官,写诗表达复杂难熬的心情,还必须得写得隐晦,"口不臧否人物",以免留下祸端 。而嵇康算得上是反抗最为彻底的人,连好朋友山公推荐他出仕,他也直接回了一封公开信——《与山巨源绝交书》,书中说自己"嫉恶如仇",且有"七不堪"(不能忍受的事)和"而不可"(不能做的事),这些话一下子给自己招来了祸端,从此广陵曲成绝响 。
但嵇康是不后悔的,他早就选好了自己的路,既然知道躲不过,也不必强迫自己去学会压制自己的性情 。三、自我意识爆棚: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寻《世说新语·容止》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
」"这说的是嵇康的长身玉立和风姿独绝 。但就是这么一个有才有貌的大帅哥,竟然喜欢打铁,这反差萌实在是让人不得不倾注目光 。那他真的是喜欢打铁吗?笔者觉得不管他之后是否喜欢,最初的时候应当并非因为热爱,而是为了补贴家用 。毕竟《晋书》里说:"初,康居贫,常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 。"看来嵇康是个自给自足的劳动人民,养家糊口也不在话下 。
但打铁能打出风度,自然和嵇康本人脱不开关系,要是换了别人,就不一定能这么出名了 。这还是要回到嵇康的人生态度上来看 。嵇康不拘泥繁文缛节,喜欢任情逞性,而心中又有明确的人生观,就是把握生命,积极生活,在自然中开怀 。魏晋时期,战乱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政治的黑暗导致哪怕是名士,也时刻面临生命终绝的威胁,就像怀揣着一个不定时炸弹,你不知道何时自己的生命就会走到尽头 。
于是人们极度关注自我,尽力在有限的生命里潇洒 。既然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那么我们可以增大生命的容量,提高生活的质量 。因此"白日放歌须纵酒",刘伶爱酒,便终日喝得酩酊大醉,对人说:"死便埋我!"于是王子猷大雪夜突然想起朋友戴安道,不管天气阻碍,立刻动身,到了门口突然觉得已经玩儿够了,便开开心心又回去了,还留下一句:"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
"如此豪情实在其他时期少有,这都是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导致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自我意识,不管是在魏晋还是在现代,都十分具有魅力,因此我们如今仍对那个时代的名士风度念念不忘 。四、"越名教而任自然"VS"回归自然"虽说他们的生活和人生态度都是与自然关系密切,但嵇康,王羲之,陶渊明等人之间却是有着差别的 。嵇康出场较早些,"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和阮籍提出的,意指超越儒家的各种伦理纲常束缚,任人之自然本性自由伸展 。
他们的这种人生态度,包含着对礼教的既爱又恨的感情,痛恨统治者的虚伪和社会的荒诞 。王羲之要比嵇康晚一些出场,他是世家子弟,也受魏晋风度影响,很有些气度,"东床快婿"指的就是王羲之 。而王羲之爱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书法 。王羲之在鹅身上体悟书法的笔法与意境,这是一种艺术上的自然倾向 。但陶渊明和上述两位不同,他算得上是真正的回归自然 。
《归去来兮辞》序言中,他就说了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 。"他做官除了为家族考虑,也是为生活着想,由于家贫,不得已出仕为官,但终究数年官宦生活终于有一日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他天性就在自然上面,完全无法委屈压制 。因此他终究是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所以说他是"回归自然" 。当然,陶渊明也并非不关怀社会,他也有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品,不过也明白这实现不了,况且他的确是真的愿意过"农家乐"生活,不想去出仕做什么无用功,本性不适合官场,回到自然是"回归",而不是逃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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