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史书里，把他称为“冒顿单于” 。
虽然古匈奴语已经散佚湮灭，“冒顿”具体的意思无从知晓，但这位横扫六合的草原君主，确实对后世的游牧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今天，他名字的词根（mo），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里，依然有“耳熟能详、人尽皆知”的意思 。
比如，在蒙古语里，人们把草原上随处可见，牧民都喜欢吃的真菌称为（moog） 。
南宋末年，蒙元入主中原，虽然很多汉学家为南宋的覆灭扼腕叹息，但从更大的历史脉络来看，它只是这个国家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无数次此消彼长、文化融合的片段 。大量蒙文化、蒙语被带进了内地，交织、嬗变，最终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
或许是为了尊重南宋故地江浙地区的文化传统，又或许是为了翻译得信达雅，蒙语中的moog，被关联到了汉语的“菇”字 。还为它专门创造了一个新的汉字“蘑” 。
融合了游牧语言和农耕文字的“蘑菇”，从此成为了中国人眼中所有食用真菌的统称，它折射了中国二元文明的基本面，也证明了中国人的包容、聪慧和与时俱进 。
巧合的是，这次文化大合流，与另一件农业史上的大事发生时间线上的重叠——真菌栽培技术的成熟 。
事实上，早在初唐时期，就已有南方人“以霉月断树，置深林中，密斫之，蒸成菌”的记载 。但季节的限定和杂菌的寄生，限制了人工栽培的进一步发展 。
南宋年间，丽水庆元县农民吴煜，根据前朝砍树出菇的经验，总结了原木砍花法——以刀痕深浅、大小、位置、方向的不同，控制真菌生长的密度数量，辅以合乎科学的人工管理和加工工序，种出了世界上第一批人工培植的食用真菌 。
在西方还在通过驯养猪狗，依靠动物嗅觉寻找野生食用真菌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完成了蘑菇的批量生产，比法国人发现真菌孢子并应用于农业足足早了400年 。
无疑，这是超越时代的技术进步 。更让人惊叹的是，浙南山区百姓种植香菇，至今依然在沿用当时的技术 。
来自蒙语的“蘑菇”，作为通用名词的大范围流行，与宋元交替时代中国食用菌产量爆发，有着很深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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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后，随着改土归流的持续推进、满清的入关、对准噶尔战争的胜利等一系列大事件，包括东北、西北、西南在内的大片土地被纳入中华版图，越来越多的“蘑菇”走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
与经济发达地区依靠栽培获得蘑菇不同，农业基础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会更倾向于采集各种野生蘑菇 。在开疆拓土之后的融合过程中，边远地区的各类野生蘑菇，源源不断地作为商品输送到内地，丰富了士子百姓的餐桌，也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
在清初的《闲情偶记》中，出现了蘑菇羹、蘑菇面、蘑菇汤；而稍晚的《随园食单》里，蕈、菇两字出现的频率更是多达53次 。作为中餐重要的食材，各种各样的蘑菇在清中叶时，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汤菜、炒菜、煨菜和点心的制作中 。
虽然有误食中毒的风险，但野生菌繁多的种类，提供了多元且复合的滋味，这是人工栽培的蘑菇无法替代的鲜美 。即便到了今天，全世界有食用价值的500多种蘑菇里，真正能被人工栽培的，依然不超过50种 。
中国的蘑菇文化，不仅仅根植于本土，它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1664年，宋人发明的原木砍花法传到日本，在九州岛东北部，当地人通过原木培植，收获了17公斤干香菇 。这是日本最早关于人工栽培食用真菌的记载 。对于当时还处在禁肉令时代的日本人来说，食用真菌不是偶尔品尝的鲜美，而是人们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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