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漫漫长路）
从近期邵阳诗歌创作看地域性写作自觉
戴望舒诗歌的艺术特色（戴望舒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
——以李晃、李春龙、张五龙为例
张先军
目前有种看法，认为要鼓励当地诗人吟唱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以精品力作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当代建设凝聚为诗意的形象，搭建地区文化发展的平台，促进本地区整体上的良性发展 。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带有出生地的胎记”、“真正有智慧的诗人不会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在自己特殊的地域环境中创造有特色的诗歌” 。地域是作家的具体生活空间，更是他们的感受来源、书写资源和精神根底 。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个地域的社会现状、生存状态、自然风物、民俗风情、文化传统、语言风格等地方性特点，必定成为创作的标签 。在创作中，作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地域性影响，从而使作品有形或无形、显性或隐性地带有了地方特色 。某一特定的地域，是作家的写作根据地 。有了写作根据地，作家的感受、经验与记忆有了实在的来源地，才能有“扎根”式的写作，而不是飘忽和凌空虚蹈的 。
综观中外文学史，任何一个具有成熟风格的作家，其作品必然带着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具体到诗歌这一文学类型，地域性在诗歌中的彰显自然也不例外，如：昌耀的青海、梅绍静的陕西、雷平阳的云南昭通、北野的西域新疆、江非的平墩湖等等，这些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诗人，不胜枚举 。
本文提出“地域性写作自觉”，强调的是“自觉” 。即自觉地意识到个人的存在与地域存在的关系 。梁小斌说：“我到青海就有种强烈的地域感，直观的感觉就是雄浑、辽阔、水天一色，我就想当地诗歌写作是不是能够体现这样的雄宏和开阔 。”只有当诗人意识到个人的存在，并且在个人的存在与他所生活的地域之间找到神秘的对应，“自觉”才能真正成为诗歌美学意义上的行为 。这一地域的宽度广度只存在诗人的精神对应之中，具体体现可以是宏大的“天下”、“家国”，也可以是一个村庄、一条街巷、甚至一个“自己的房间”（伍尔芙），比如徐志摩的“康桥”、戴望舒的“雨巷” 。
诗歌如花，扎根在一方土壤上
个人认为“诗歌地域性写作自觉”具有以下三个维度：
一、自觉地意识到个体的存在，而且这种存在的独一无二性 。关于“存在”，海德格尔是这样论述的：个体就是世界的存在 。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只有人类具有意识到其存在的能力 。人类通过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世界是由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 。他说：“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者存在是该存在者能够对其它存在者实施影响或相互影响的本源，也是能被其它有意识能力的存在者感知、认识、判断、利用的本源 。”一句广为传诵的名言是“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也就是说只有当“我”这个主体与世界发生诗意的联系，“我”才存在 。那么一切艺术的形式，包括行为艺术，都是我们试图为自己的“在”找到对应 。具体到诗歌写作，“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 。只有具有如此形而上的认识，我们才能实现“地域性写作自觉”，从此获得与传统诗歌写作在广度深度上完全不同的广阔天地 。
二、意识到个体存在与地域性存在的互为依存 。正如没有徐志摩就没有诗学意义上的“康桥”、没有戴望舒就没有“雨巷”一样，反之，苏童所有书写的动力也就只能在他的“香椿树街”上去找寻童年的记忆，离了“香椿树街”他就写不好 。一个地域哺育了诗人，诗人必将对这一本体意义上的“地域”以精神性的反哺 。在“诗人”与“地域”的关系之中，诗人始终是自由的，他只听命于自己的内心对“地域”进行深情的爱恋，而不是任何功利的目的 。诗人必须赋予“地域”以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的性质，同时诗人必须正视“地域”所带给诗人的伤害——孤独个人的非理性的情绪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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