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丝绸之路上的葡萄与葡萄酒( 四 )


欧洲的鲜食葡萄是所有欧洲葡萄酒的源头 , 而它的祖先则是生长在欧洲南部和西南亚的野生葡萄 。 现代欧洲的鲜食葡萄多为无性繁殖的无核品种 , 这给遗传学和植物考古学研究带来了困难 。 驯化型鲜食葡萄为雌雄同株 , 但其野生祖先是雌雄异株(雄花和雌花开在不同的植株上) 。 不同鲜食葡萄的形状、颜色和甜度都差异巨大 。
鉴于其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重要地位 , 欧洲葡萄得到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遗传学家的极大关注 。 2010年 , 学界对葡萄的植物标本和基因库样本进行了大规模的遗传研究 , 试图探寻栽培型和野生型葡萄种群的全基因组模式以及遗传变异 。 这项研究为葡萄最早在西南亚种植的观点提供了佐证 , 同时也发现葡萄在向欧洲传播的过程中与多个野生品系发生了大量杂交 。 遗传学家还认为 , 葡萄的驯化瓶颈效应较弱——这意味着野生种群和人工栽植的种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上千年的无性繁殖让栽培品种的葡萄各自保持独立 。 用长远的眼光来看 , 无性繁殖是一把双刃剑 , 一方面可以固定优势栽培品种的理想性状 , 另一方面却让植物的遗传基因停止了发展的脚步 , 破坏了基因的多样性 , 使植物更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袭 , 导致现代葡萄酒产业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遭受灭顶之灾 。
内奥米·米勒在《比葡萄酒更甜美》(Sweeter than wine)——这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中论述道 , 人类最初种植葡萄并不是为了酿造令人飘飘欲仙的饮品 , 而是因为葡萄滋味甜美 , 在尚未出现蔗糖的世界里相当珍贵 。 在公元前六千纪西南亚地区的大陶缸中检测出酒石酸的残留 , 而酒石酸是葡萄酒存在的标志 , 这表明当时的人类已会用陶缸储存葡萄酒 。 不过 , 米勒认为这种葡萄酒很可能是用野生葡萄酿造的 , 并且葡萄种植在此之后的3000年里都未得到普及 。 位于伊朗西北部乌鲁米耶湖流域的哈吉费鲁兹遗址(Hajji Firuz)出土的一件容器中同样检测出了酒石酸残留 , 这是关于人类酿造葡萄酒的最早证据(在遥远的格鲁吉亚 , 考古发掘也获得了同一时期的证据) 。 这件容器曾经装有9升液体 , 而附近一处遗址出土的另一件容器容量则高达50升 。 考虑到这些容器的体量 , 有学者提出争议 , 认为它们盛装的是葡萄酒而不是醋 , 因为一个家庭可以消耗50升酒 , 却用不完50升醋 。 伊朗戈丁特佩遗址发现的公元前四千纪的陶器中也检测出了酒石酸残留 。 戈丁特佩已不在野生葡萄自然生长的范围之内 , 因此 , 这或许是早期人工栽植葡萄的证据 。
植物考古学在西南亚和伊朗高原发现的葡萄籽遗存可以一直追溯到更新世 。 早在第一批原始人迁居到地中海一带时 , 葡萄便吸引了人类的注意力 。 毫无疑问 , 早在驯化葡萄之前 , 人类便会从野生葡萄藤上采集这种果实 。 不过 , 确定人类最早栽种葡萄的时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难题 , 因为我们无法从植物考古学发现的证据中检测出植物驯化的形态学标志(比如甜度提高、果肉含量提高、植株雌雄同体以及一串葡萄上的果实数量提高等) 。 葡萄籽往往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 , 但我们无法通过葡萄籽的形态对野生葡萄和早期栽培型葡萄予以区分 。
在对土库曼斯坦南安纳乌的纳马兹加V—VI期遗址(约前2500)进行的发掘中 , 我们发现了欧亚大陆中部最古老的葡萄遗存物证 。 而中亚南部的其他纳马兹加V期遗址(约公元前2000年)——例如古诺尔特佩和贾尔库坦——也都发现了葡萄籽 , 这说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中亚南部已有人工栽植葡萄的活动 。 在巴基斯坦 , 公元前2000年的美赫尕尔哈拉帕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人类栽种葡萄的痕迹 , 主要证据是葡萄藤的存在 。 植物考古学家还在克什米尔的布鲁扎霍姆发现了一根年代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000年的葡萄藤 。 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苏尔汉河州 ,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古城克孜勒捷帕发现了葡萄籽的碎片 。 此外 , 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地区的几处5世纪至7世纪遗址——库尤克特佩(Kuyuk Tepe)、蒙恰特佩 , 5a定居点和图代卡郎(Tudai Kalon)的泥砖碎片中均发现了葡萄籽碎片 。 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乌兹别克斯坦小镇塔什布拉克(年代在一千纪晚期) , 人们在镇中心一处窖穴的浮选样品中发现了39份葡萄籽和葡萄梗(支撑果实的短茎) , 甚至还有一粒完整的碳化葡萄果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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