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的贵族 ， 人们最容易想到门阀士族和与之相关的魏晋风度 ， 也易于由此发生一种好感与肯定 。简单的臧否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 ， 实乃史学大忌 。所谓五胡乱华的异族统治之所以发生 ， 与门阀政治的速朽有莫大关联 。曹操虽然出身寒门 ， 本姓夏侯 ， 但曹氏也好、司马氏也好 ， 都是由东汉末年高门转升皇位的 。西晋虽然武力灭蜀降吴 ， 但摊上一个白痴晋惠帝 ， 问遭遇饥荒的民众“何不食肉糜？”所以仅仅安稳了十几年就“八王之乱”不作不死地自爆了 。
南渡的士族与江南的豪门联合安定了南方的半壁江山 ， 东晋是唯一的称得上门阀政治的朝代 ， 当它被起自卑微 ， 靠武力与寒士的刘宋取而代之后 ， 贵族继续存在 ， 但更多是社会身份上；他们留在历史上的痕迹 ， 更多是文化方面的 。
贵族在发迹地是有着自己领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实体 ， 在隋唐经历了一个渐渐衰落的过程 。从黄巢起事到五代十国 ， 在频仍战乱中 ， 门阀士族彻底消亡 。宋朝以后的中国是一个平民社会 ， 不再有世袭贵族 。通过科举制批量生产的文官集团辅佐并依附于皇权 ， 科举制和与之相关的教育促进了理学思想统治的确立 ， 文官治军防止了武力割据的再现；虽然异族的入侵和改朝换代两度发生 ， 但是直到清朝末年为止 ， 这一结构基本的格局没有变化 。
三
在“后贵族时代”的过去一千年里 ， 书香门第、乡绅阶级是社会的主要支撑者、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与普及者 。他们不是血缘继承 ， 有更多流动性 ， 在一定程度上阶级的森严壁垒不复存在 。在公元11世纪 ， 这样的转变听上去非常合理 ， 而且提供长期稳定的可能性 。相当多的宋史学家都会赞美当时的繁荣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 是中国史的巅峰年代 。我刚到日本留学时遇到的东洋史教授 ， 是一位宋史专家 ， 他的谬论之一 ， 就是中国在北宋时就已经转型为庶民社会 ， 为什么在现在反而强调阶级斗争呢？
我倒觉得 ， 虽然没有了世袭贵族 ， 以宋朝为拐点 ， 君臣尊卑在现实中、在理论上开始了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 。与之相伴随的是文化的世俗化、伦理化与一统化 ， 贵族时代的浪漫情怀、个性化日渐式微 ， 所以再也出不了嵇康、阮籍这样的人物了 。
在没有贵族的地方谈论贵族精神 ， 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另一方面 ， 词语在谬误中定型是时有发生的、使用与理解上的歧异也可能折射出当时的现实与氛围 。贵族原本是基于血统的等级身分 ， 与价值判断无关 ， 贵族精神却令人联想高贵、正直、风骨、气节等种种稀缺的品质 。这些品质其实与是否贵族毫无关系 ， 贵族只是由于天生环境的优越 ， 可以有更好的教养与气质 ， 在历史上有更多文化方面的机会 。更值得指出的是 ， 他们可以出于自然、毫不做秀地活得相对个性化、任性一些 ， 留下“雪夜访戴”一类的佳话 。
令人向往的历史人物 ， 大约不是那种道德楷模 ， 而是性格鲜明、特立独行之士 。然而魏晋之后 ， 对个体的重视从未成为主流、对个性的张扬多被视为异端 。个人主义实在是纯粹的舶来货 ， 陌生到许多把它挂在嘴边的人都搞不清楚 。个体观念在中国的阙如 ， 不是近百年 ， 而是上千年 。我对所谓观念更新 ， 是很悲观的 。自居精英的知识分子往往以此为己任 ， 然而这种思路 ， 和主张道德重建的卫道士如出一辙 ， 都是以为把自己的一套东西灌输给民众就大功告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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